感谢故人来发布历史故事《“体育迷”邓小平，当年怎么看奥运》，内容如下：
邓小平是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申办奥运会的领导人，奥林匹克事业在中国的飞速发展，离不开他的倡导和推动。同时，邓小平自身也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体育迷。
邓小平对足球运动情有独钟。
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时，有一次为了去现场看球赛，邓小平拿出生活费买了一张门票。后来他对女儿邓榕回忆说，5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，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最高，连球都看不清楚。但直到晚年，他还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。
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露面，也是在一场足球赛上。1977年7月30日，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，交手双方是内地和香港的球队。等待开赛的过程中，忽然，主席台传来一阵欢声，原来是邓小平来看球赛了。现场有8万多名观众，他们纷纷站起来，向主席台方向翘首张望，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在半场休息时，邓小平向随行人员指出：“你们可以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，要培养国际裁判，提高裁判水平。”在赛后接见运动员时，他说，今后要走出国门，通过打比赛，学习先进，积累经验，尽快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。
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。早在1952年，他就曾表示，希望国家足球队严格训练，打好基础，尽快培养出一批优秀教练和球员。1985年，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后，邓小平说：“他们踢得很有朝气，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。中国队也踢得不错。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，要从娃娃、从少年抓起。”
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，据邓榕回忆，当时邓小平正好已经退休，“这下有时间了，连实况带录像，一共转播了52场，他看了总共50场球，可算是过了瘾了。”
看比赛录像时，邓小平拒绝被“剧透”。他专门嘱咐身边人不要将比赛结果告诉他，保守比分秘密。他还会把《体育报》放在一旁，特意不看赛事报道。儿子邓朴方曾说：“足球比赛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因素，这让父亲很喜欢。足球比赛弱队也许会赢，强队也许会输，这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。”
20世纪70年代，邓小平分管体育工作时提出，要把群众体育搞好，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。他自己就是群众体育的践行者、爱好者，最喜欢桥牌和游泳。
1981年，世界桥牌冠军、美籍华人杨小燕曾到北京与邓小平、万里等打桥牌。在那次切磋中，他们连续对阵四五个小时。杨小燕发现邓小平对“精确叫牌制”非常熟悉，牌风也让人难忘。
1986年8月5日，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。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，他语带诙谐地说：“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。一条是能不能下海，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。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，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。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，股票就下跌。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。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。”
除了打桥牌，邓小平还酷爱游泳。邓小平的警卫张宝忠曾回忆：“每到北戴河他就要下水，还特别喜欢下雨的时候游泳，浪越大越往里面钻，身体好的时候一气能游一个多小时。”
邓小平曾说：“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，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，自由度大一些，有股气势。”女儿邓林也曾在一次采访中说，邓小平最喜欢大海。“他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，因为游泳池太小，水是死的。”邓林说，大海不同，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，有一种搏击的感觉，“这跟父亲的性格很像，爸爸愿意顶着风，迎着浪，钻进水里；勇往直前，游向大海的深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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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10月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，这是他第二次与邓小平见面。
那年8月，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，夺得15枚金牌。警卫张宝忠记得，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，但凡有比赛转播，他场场不落，“兴之所至还会给体操和跳水选手打打分数”。张宝忠说，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，“小平同志非常兴奋”。
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，邓小平曾说：“现在看来，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，影响太大了，是一个国家经济、文明的表现。（奥运会）鼓舞了这么多人，吸引了这么多观众、听众，（我们）要把体育搞起来。”
中国也要举办奥运会，是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分管体育工作时就提过的想法。
首先是名正言顺的问题。1974年，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，邓小平提出要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。他指出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，真理在我们这一边，在国际体育组织中，包括国际奥委会，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除在外，这样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。
1979年4月，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出：“根据《奥林匹克宪章》只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，即设在北京的奥委会，而台湾方面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，单独参加国际体育组织活动，台湾方面必须履行改名、改旗、改歌的‘三改’条件。”根据中国的提议，同年11月26日，在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上解决了我国在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问题，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。
何振梁后来回忆：“这一方针由小平同志亲自拍板，是小平同志‘一国两制’构想在体育领域中的体现。”萨马兰奇曾表示，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，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。
1990年，中国承办了第11届亚运会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承办的大型洲际运动会。在视察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，邓小平向体委的工作人员问道：“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？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？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，如果不办奥运会，就等于浪费了一半。”
在那次陪同视察的过程中，伍绍祖印象最深的是，邓小平一下车就说：“我这次来是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，还是外国的月亮圆。”视察完后，他坚定地对大家说：“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，比外国的圆。现在有些年轻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，对他们要进行教育。”
伍绍祖事后回忆：“我知道，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，中国应该办奥运会。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，是否申办奥运会，有些同志还有疑虑。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，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。”
他还向媒体讲过一个细节：“北京举办亚运会期间，小平同志十分关心这一盛会，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，他戴了很久很久。”
1991年2月26日下午，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全体会议，讨论通过了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。很快，2月28日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奥申委的报告；3月18日，北京奥申委宣告成立，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。
但申奥之路并不平坦。1991年，中国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。两年后的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上，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。申奥代表团回国做了汇报，邓小平沉默片刻，以平静的口气勉励他们说：“申办不成，没有关系，总结经验。”
直到2001年7月13日，中国才终于圆了奥运梦。